8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我校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王银泉教授为通讯作者的文章《十八世纪中国医学西传及其影响》。文章由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余静和钟敏完成初稿，王银泉进行润色修订。
从明朝末年到清朝中期，来华传教士促成了中国典籍的译介，促进了欧洲汉学的兴起。1699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Père 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2—1741）抵达中国，在江西饶州（今鄱阳县）传教，后常驻景德镇。殷弘绪在中国传教期间，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热情，他深知中国的医学典籍对于西方医学的价值。中医典籍浩如烟海，是中医知识的宝库。随着对中国典籍的深入研究，殷弘绪将西方典籍与中医典籍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国的《本草纲目》一方面可以丰富西方植物志，填补西方植物志中某些药物记载的空白，另一方面纠正了西方典籍中对药物不当的记载。
殷弘绪和1687年后大举来华的其他法国传教士为推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尤其是对中医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作出了较大贡献。如法国人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年)就因为阅读了同时期来华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的中国医学研究著作而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潜心研究中医文化，1813年，他以一篇关于中国医学的博士论文《舌诊研究》在法兰西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设立“鞑靼、满、汉语言教授”讲席，聘请雷慕莎为这个讲席的教授，正式开设汉学课程，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专业汉学时期，国际学术界都将这一天视为专业汉学研究的起点，“中学西传”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正是通过“中学西传”活动，中国文化对欧洲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即欧洲启蒙运动。对“中学西传”这段历史的研究，证明了中国文化对世界多元文化的贡献，有利于我们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打破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和理论话语体系霸权，彻底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坚持以我为主、面向世界的文化观，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内在特征。
王银泉近年来在相关领域潜心研究，成果丰硕，除了承担2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发表几十篇核心刊物论文，还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国社科科学报》、《学习时报》等重要报纸和内参发表文章8篇，这篇最新文章是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第5篇，也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翻译活动与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最新成果。这些学术成就很好地提升了相关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为南农争取了学术声誉，也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智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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