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西平，1948年生，河南温县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著名海外汉学研究专家，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会长（日本注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汉学》主编、《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主编、《大航海丛书》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编委、《语言文化研究辑刊》编委等。
张西平先生曾在北京政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哲学，于1988年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考研究部工作，于1994年至1996年赴德国汉学重镇《华裔学志》研究所访学，期间在伯恩大学汉学系、慕尼黑大学汉学系、马堡大学汉学系、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波鸿大学汉学系、莱顿汉学院做学术报告，于1996年转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工作，于1998年应邀参加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和南怀仁基金会联合召开的“南怀仁国际研讨会”及“巴黎第七届国际汉学研讨会”，于2000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参加“中国和葡萄牙科学技术史研讨会”以及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相关国际研讨会，2001至2002年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做学术访问，次年赴意大利罗马大学访学，2004年在德国波恩大学做学术访问，次年在德国纽伦堡—爱尔兰根大学访学，2006年在德国Wolfenbutter图书馆做学术访问。近年，为联合世界汉学家，推动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发展，先生频繁地游走于世界知名学府和海外汉学家之间，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行，他又不断地往返于孟加拉、印度等国之间，摸清中国文化著述的译介情况，了解各国的中国文化需求，为国家制订相应的文化传播政策提供咨询，同时引领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路向。
张西平先生虽已近七旬，但笔耕不辍，发表重量级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编著二十余部、主译著作一部，主持译著若干，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20余项，其中代表为国家汉办调研项目“世界主要语言推广情况调查”（2002）、教育部社科人文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2007）、国家社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2010）、国家重大攻关项目《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研究》（2015）、国家项目《白晋易经研究》（2015）、北京市社科项目“海外中国学视阈中的北京形象历史文化渊源研究”（2012）等，这些项目的设立和部分成果不但获得良好的反响，还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成果斐然，且为人谦逊低调，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广结天下学友，为学界后人所称道和效仿。2015年6月，张西平先生应邀赴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做“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座，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潘琳琳借此机会，就先生问学之道与科研经验做了访谈。
潘琳琳：感谢张老师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据我个人不完全了解，您曾追随国学大家任继愈先生，任先生对您为人与为学方面是否有所影响？请您介绍一下任先生对您的影响。
张西平：我原来研究西方哲学，后来在任先生的引领下转向中国哲学研究。任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对我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他帮助我提高中国文化修养。《国际汉学》的创办就是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创办的。当时，我负责联络作者、约稿子，到冯友兰先生家、到庞朴先生家，都是他给我写推荐信，这些活动对我的学术发展帮助很大，因为我有机会见到重量级的学术大师。
第二，我现在做的传教士研究也是任先生当年为我指的方向。当时，我觉得自己学西方哲学出身，国学根底不好，又不懂佛教，所以不敢做先秦，也不敢做宋明，不知道做什么好，只是下决心要从西方哲学转向中国哲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任先生建议我做明清，因为明清来华传教士这一领域是中哲史研究最欠缺的一部分。传教士来华后，对中国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徐光启入了基督教，对清代的学问产生了很大影响。基督教也是西学，这段关于明清思想史的西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要环节，但没有人研究。任先生建议我研究这一阶段的传教士汉学，于是我就进了这一领域。之所以特别感谢老先生给我指明了方向，是因为人文学术很难做出来，做得人很多，我是一个后来者，学术基础也不牢，任先生给我指出了一个空白的领域。当时，大家都不敢做基督教研究，认为那是帝国主义的东西。我进入这个领域后，发现研究的人很少。正是在任先生做汉学和海外汉学的指引下，我自己才做出点学问来。
潘琳琳：您带着任继愈先生创办的《国际汉学》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边从事教学边做科研，时间很有限。您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这份刊物，以至于最终成功地加入CSSCI期刊阵的呢？
张西平：《国际汉学》前半部分一直是任先生负责的，我主要做一些学术上的辅助工作。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有三：
第一，要感谢任先生把《国际汉学》介绍给大象出版社。大象出版社是河南的出版社，出书不要一分钱，还给稿费，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是很难得的。一般出版社出一本书要三四万元，我们当时不花一分钱，一年出两本书，还有稿费。如果没有大象出版社长期的支持，《国际汉学》走不到今天。90年代初，学术界有很多个人承办的刊物都垮掉了。
第二，我们有很好的学术圈子。北京大学的严绍璗先生、孟华先生，社科院的耿升先生等等，都积极给《国际汉学》投稿。因此，要是不长期浸淫在这个学术圈子，就找不到人来投稿。虽然那时候做汉学的人很少，这个圈子里的学者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第三，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原因。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开始比较艰苦，到后期特别是郝平部长来到北外当校长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变成了一个校级研究所，这样就有了更多的科研时间从事汉学研究。《国际汉学》创造了一个奇迹，现在不仅进入了CSSCI来源刊物，去年还拿到了国家正式刊号。很少有从一般以书代刊变成国家正式刊号的刊物，我们是其中一家。
潘琳琳：据我所知，《国际汉学》是以海外汉学为主要阵地，这份刊物是不是也影响了您个人从事科研的方向？
张西平：是的。我原来做西方哲学，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西方哲学等等，完全与海外汉学没关系。后来，跟着任先生转到汉学研究，在老先生和其他人的帮助下，慢慢地转向了中外学术之间的一片乐土。因为汉学这个学问比较奇怪，要是外文不好，就没法做，因为书是用外文写的。还有你要懂得外国文化，因为你研究的内容是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学问，比如传教士所写的中国研究，你要是不懂基督教，不懂他们背后的教育方式，就很难做研究。另外，你还得懂西学、懂基督教，同时你又得懂汉学，懂中国的学问。因为汉学发生在不同的时代，比如传教士在明代、清代，你还得了解那段历史。所以汉学的入门门槛比较高，要求也比较高，但正是因为要求比较高，所以进入这一领域的人比较少，学术竞争并不激烈。
潘琳琳：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门研究海外汉学这一领域的呢？多年来，您一直从事海外汉学研究，您能否介绍一下您个人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心得与体会？
张西平：实际上，我从1990年开始研究海外汉学。那一年，我到国家图书馆工作，之后有十年没写有关海外汉学的文章，主要是转到这一领域后不知道写什么。这段时间我虽然出版了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但与汉学没关系，这大概是受到我前期从事西学研究惯性的影响。这段时期，我也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发表了一些关于西方哲学的文章。
大概到2000年前后，我才正式发表有关汉学的文章。期间，我到德国学习两年多，学习了德文和拉丁文，这属于语言的积累。另外，我还阅读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文章，特别是补足传教士的知识、明清历史的知识，差不多熬了将近十年。当时，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我复印了民国以来研究汉学的著述，放在一起至少有两人高。做学术研究，按照冯友兰先生说的就是三个字“接着说”，“接着说”最主要要知道人家说过什么，这是很不容易的，只有知道人家说过什么，你才知道哪个地方别人没说，这样你做出来，就是有创造性的。学术史的梳理是重要的学术工作，要很耐心地去做，这样你才能站在学术的前沿。我做的传教士汉学，就用了很大的功夫来梳理，之后才发现有相当多的环节，很少有人做，甚至没有人做。比如说，传教士用中文写的明代、清代的书在中国看不到，因为我们晚清以后和教会有冲突，加上近代以来又对基督教有看法，这些书在国内就都没了，都存于梵蒂冈。我当时大概去了十次罗马找寻这些书，找出来以后发现国内没人读过，那我就写文章，基本上是写一篇发一篇。我进入这一领域发现传教士汉学特别难，因为传教士汉学大部分都是用非英语写的，如葡萄牙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这些著作中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现在最大的学术成果就是今年拿到了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同时又拿到另一个国家项目。原因是我做的研究没有人做，我做的就是“梵蒂冈藏的中国天主教文献研究”，另外一个是“法国传教士关于《易经》的研究”，我拿到相关资料已经七八年了，关于这一领域的文章，全国一共不到5篇文章，3篇都是我发表的。我觉得学术研究要尽量走在前沿，做文献调查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学术是一代一代人坚持做的事。出国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汉学家很傲慢，严厉地质问中国学者是否看过某些书。比如，在意大利时，就有汉学家问中国学者是否读过某本法文书，中国学者感到很难堪。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些书翻译过来，让中国学者既能读中文书，也能读外文书。所以，我用了很大的气力翻译了一些难译的著作，如拉丁文、法文、捷克文等的著作。我们在大象出版社出的书可以说本本都是精品，只有读我们的书，才能做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如三卷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捷克文汉译的《中国近事》都特别重要，质量也特别高，学术界认为我们研究所做了学术界想做的事。江苏出版了很多当代海外中国学的英文书。因为我做的研究等于从根源上开始，像利玛窦的书是最早研究中国的，这些书特别难译，我们翻译一本用了五六年。学术界觉得我们做了好事，有公心。
中国学术的进步需要十年、二十年，我们这一代人学问肯定做不太好，像我是老三届的，当过农民，当过兵，我们进入学术界时已经荒废了很多时间，所以不能有太多的学术野心，要做大师是不可能的，因为该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在种地。但是，作为学术领头人，我们有资金，有地位，可以做一些支持后辈发展的事。比如，我花了很多精力找人译书，那些译著上都是署译者的名，但这些书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后辈会记得你。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我们这代人的命就是为中国学术的腾飞打下基础，因为海外汉学的著作不仅有英文，还有法文、德文等，需要人来翻译。只有把这些著作翻译过来，我们才能了解人家的情况，才能展开对话，而这项工作需要花时间去做。我特别佩服日本人的学问，我们应该学习他们，传教士汉学日文有三十多卷，叫《大瀚海丛书》，他们把拉丁文、葡萄牙文全译成日文，这样就不需要去拉丁文，所有的著作都可以读。所以说，做学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学术要有公心，不是说你想当学术大师就能当的。其实，一个人在学术上是否有影响、有地位，也在于他是否有公心，这一点很重要。
潘琳琳：在您的努力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建立“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且成功地获得国家支持，建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数据库，将国内外知名学者聚集在一起，先后举办和承办无数的国际研讨会，最近影响比较大的有“汉学家与当代中国”“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21世纪中韩两国中国学研究论坛”等，每次您都做主旨发言，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引导着国内外学者从事汉外汉学研究，您能谈谈您是以什么方式保持鲜活的学术思想、紧跟国际学术前沿的么？
张西平：学术说到底有两个动力，第一个动力是兴趣。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都应该受到尊敬，如探索月球一样。比如，在研究传教士汉学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传教士和康熙关系那么好，康熙给他们配了两个秘书，用中文写了一千多页的《易经》研究，这多有意思啊，做学术得有兴趣。当然，学术水平的高低在于你的兴趣能不能切入到中国学术的脉络里，再小的兴趣也是兴趣，把个人的兴趣放在中国学术史的环节上，这样你做的事情既是你个人的爱好，又填补了中国学术一个环节上的空白。
还有一个动力是责任感和使命感。最近几年，我开始做一些为国家服务的事，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强大了、富有了。中国是一个伟大、强大的国家，可中国文化这么“软”，别人都不理解你。所以我的思想也有所转变，原来我是自由知识分子，后来我开始考虑、反思自己所受的教育，我觉得自己需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长期以来，我们都觉得西方好，西方的制度好，但实际上中国在这三十年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文明的崛起。我做了传教士汉学研究后，了解了世界史：西方在崛起的过程中很野蛮，西班牙传教士在拉丁美洲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当地的文化都摧毁了，那真是每一个毛孔都沾着血。但我们不是说中国当代的发展没有问题，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作为一个读书人，当我们把思想放到世界视野时，你就会有更为理智的看法。当我们把中国高速发展的这三十年放在世界背景下，就会发现这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的崛起，我们没有到别的国家去烧杀抢掠，没有贩卖黑奴。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时我就觉得有必要为中国做点事，就用李大钊的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鞭策自己，怎么把一个历史的中国、文明的中国和一个当代的中国告诉别人，这时你就发现你有责任，而且事情特别多，国家机会也特别多，项目也特别多，因为国家需要这样的项目。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埋在案头做传统的学问，不知道国家多么希望给这些知识分子以支持，用来推广中国的文化。这时候，知识分子就需要转向，以读书人的身份去做这些事，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一代人一方面要继承学问的传统，一方面要踏上时代的征程，这两个方面要结合起来。比如，我们都是做外语的，做外文研究的，如果你做一个“印度关于中国儒家的研究”，你就可能拿到一个国家项目，因为国家需要这样的项目。印度是英语国家，巴基斯坦也是英语国家，如果你做“巴基斯坦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就很可能拿到申请国家项目。这不是说你做的研究符合某种政治力量，而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与义务。
做学术一要有兴趣，二要有责任。如果这两条做好了，你做学术就游刃有余，学术空间也特别大，又因为都是破冰之旅，你的学术就会有所成就。当然，这些成就在今天看起来很高，因为中国崛起需要我们，但再过二十年就可能再普通不过，所以我们做学问心态要放好。
中国海外汉学中心可以说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最活跃的学术单位之一，在国外知名度也不错，去年主持了“法国汉学二百周年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一流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因为法国认可我们所做的学问，很尊重我们。另外，我们还在法国人文学术最高的讲堂召开了大会，法国报纸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中国学术走出去。获得这种机会是因为我们做的学术切中要害，符合他们的要求，那我们彼此就有共同语言。
潘琳琳：海外汉学研究集语言、文学、历史、经济、地理、词典等众多领域，对年轻学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作为中国海外汉学的领军人物，您能否给我们略微指点一下？
张西平：近三十年，中国学术在海外汉学上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我建议年轻的学子首先要好好阅读《国际汉学》，还有北京语言大学阎纯德先生主编的CSSCI刊物《汉学研究》。另外，阎先生已经出版二十多本的《列国汉学史》，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荷兰汉学，还有很多专题研究，如“英语世界里的诗经”，这些书都是拓荒之作，涉及的内容都比较宏大，读后需要抓住部分细节展开研究。现在已经有人做新西兰汉学、加拿大汉学和新西兰汉学，还可以做印度、巴基斯坦或者南非的汉学研究。另有第三世界“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也都是双语国家，也可以给予适当的关注。
我建议英语系的学生读一些英译的中国和汉学著作，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刘殿爵英译的《论语》。一边看中文，一边看英文，读的过程中中文提高了，英文也提高了。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个使命只能由外语系的学者来做。外语系的年轻学子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从外语系开始学好中国文化，还有要逐步走出西方中心主义，要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中国的文化，要有中国情怀。我们一般人都是学什么爱什么，但学外语也不能过于西化，当然西方文明仍然是伟大的文明，还应该继续学习，但不能孤陋寡闻，孤芳自赏，同时要有平和的心态，要补足自己的文化。我建议在英文系开设一些用英文讲授中国文化的课程，如英译《论语》。
潘琳琳：当前，政府不断加大力度，倡导国学复兴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在这种形势下，您认为海外汉学研究与国学复兴和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张西平：其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是必然的，我觉得当前的决策很好，习主席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很高的定位。要不然你出国时，你会发现外国人的眼里有两个中国：历史的中国灿烂辉煌，但已死去，只存在于博物；当代的中国由共产党领导，渐渐地发达富裕了，他们搞不清二者之间的关联。习主席的讲话就说明当代的中国是在古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管理，就是中央高度集权，下面分为省、市、县，这种方法和美国的联邦制度，和俄罗斯的制度都不一样。这种制度是秦汉以来就在中国实行，中国和欧洲一样大，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制度，那不就和欧洲一样了吗。瑞士那么小，还没有房山区大，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中国需要采用这种中央集权，用汉语统一国家，而不是像欧洲的那些国家一样，一个国家一个语言。这样一来，外国人就理解了，原来中国这种制度是从秦汉以来就有的，这就能解释当代中国制度的合理性。
之所以说我觉得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是一个中国，当代中国是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展开、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借海外汉学向外推广中华文明就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中华文明、国学的复兴不只是在中国，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像儒家文化的意义，过去我们都认为儒家文化是封建文化，那你怎么理解儒家文化对伏尔泰影响那么大呢？儒家文化可以和当代文化融合，当代文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个人的尊重，大家不再信神了，可孔子不讲神啊！孔子关心的全部对象是人怎么去生活，怎么孝敬爹娘，怎么尊敬老师，这些都是关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和上帝的重要性完全不一样，他主张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告诉你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君臣关系可以演化为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这样就可以把儒家文化变成现代所用的文化。
五四以来，我们国家败落贫穷，国人找不到其他的办法，只能把自己的文化端出去，那时候不这样就无法前进。现在国家富强了，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骂自己祖宗的，全世界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祖宗都格外的尊重，因此中国人必须尊重孔子。但是，我们百年来一直以“西”为师，我们对西方学得太多了，就会把祖宗和西方对立起来。我的想法是“西方”继续学，但把它作为朋友。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好好学习中国文化，就像李泽厚先生在《该中国哲学出场了？》一书中所说：以“西”为帝师的时代结束了。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第二了，你自己需要把自己讲清楚。你要告诉别人你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是不是合理。
潘琳琳：作为中国海外汉学的领军人物，您认为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会出现怎样的走向？在未来的道路上，中国海外汉学研究要注意哪些问题？
张西平：海外汉学研究三十年来的积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因为别人已经研究中国四十年，而我们才研究了三十年，所以应该继续进行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处理好中国典籍外译的历史，了解到底有哪些典籍翻译出去了，还需要译什么，也有必要对已有的译本加以修订。另外，与国外汉学家展开互动，在世界舞台上介绍中国文明，这些也都是要做的。
还有，现在海外汉学还需要进入多语言的阶段，不能只是在英美了，印度、孟加拉、伊朗、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也都是很重要的。伊朗也有很多汉学家用英文写书，若你以“伊朗对中国的汉学研究”为题申请国家项目，我想是可以拿到国家项目的。你要调查一下伊朗有几位作者用英文写作，要找到一点情报。要加强多国的汉学研究，不仅是限于欧美国家。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些基础的数据库，目前我们对国外汉学家的了解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那么到底有多少个汉学家，出版了多少关于中国的书，有多少个大学有汉学系，我们所知道的还不详细，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基础性的数据库。
最后，我们还需要加强研究方法论。海外汉学不太好做，需要懂历史学、宗教学、跨文化研究，最近我也写文章批评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的方法、用萨义德的东方学来做海外汉学研究。当然，这些研究方法有合理的一面，19世纪的汉学有东方主义的倾向，他们瞧不起中国人，居高临下，但究竟如何在海外汉学研究里区分知识论部分、考据部分和观念部分，这在理论上是需要研究的。现在，很多领域都急需中国学者进入，国内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中译外的翻译理论家，就许渊冲先生有一些文章，因为中译外主要是汉学家做的，我们要总结他们的译本。
潘琳琳：最后，您能否谈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的主要发表阵地，特别是您主办的刊物以及您作为特邀主持人的刊物？
张西平：目前，阵地比较少，主要有《国际汉学》和《汉学研究》，上海社科院也编了一本期刊叫《中国研究》，还有已故的朱政惠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学评论》。另外，苏州大学的季进先生在研究海外当代中国小说。
海外汉学的阵地分散在各个杂志上，如《东吴研究》，东吴大学现在也在研究海外当代中国小说，《中国翻译》上也有中译外翻译理论的文章，他们这次也发了我的一篇文章。我现在还主持CSSCI来源刊物《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的“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栏目，但这本期刊主要是做历史研究的，利玛窦与中西文化的交流不会做当代的研究，主要是19世纪或者20世纪的历史研究。
英语出身的学者拿到海外汉学项目的人越来越多，你要做一个功课，就是调研一下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里十年来的项目，有多少是有关海外汉学的项目的，人家申请过的你就别申请了。你还可以做个调查，逐一翻阅人文社科的历史、哲学、逻辑学，法律里的项目，然后写一篇以“近十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关于海外汉学研究项目的分析与评论”为题的文章。在文章里可以做图表，看看十年来国家社科基金一共批准了多少个海外汉学的项目，中国历史有多少个，中国文学有多少个，中国哲学有多少个，关于翻译有多少个，然后做评论看看还欠缺什么，这篇文章写出来百分之百可以发表，这样你就能去寻找自己的项目了。
作者简介：
张西平（1948-），男，河南温县人，曾在北京政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求学，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会长（日本注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汉学》主编、《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执行主编、《大航海丛书》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编委、《语言文化研究辑刊》编委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研究方向：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西方汉学史、世界汉语教育史、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研究等。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1），Email：zhangxiping@263.net.cn。
潘琳琳（1982-），女，吉林延吉人，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翻译符号学、语言学、海外汉学等。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3号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外语楼606室（100089），Email：irene_pan2002@163.com。
（转自语言文化研究）